现在来说“总监”的责任。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敕修前朝诸史,命“秘书监魏徵修隋史,与尚书左仆射总监诸代史”。根据当时的制度,只有宰相才可任“监修国史”之职,魏徵当时是秘书监,诏命他协助房玄龄作为“总监”参与是役,表明唐太宗深知魏徵对历史有独到见解。尽管房玄龄、魏徵的政治出身迥异,他们在“草创与守成孰难”的认识上完全相反[37],但他们在贞观年间所发挥的政治作用却是一致的和巨大的。史载:房玄龄“博览经史,工草隶,善属文”。史家称赞他说:“既任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闻人有善,若已有之。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卑贱。论者称为良相焉。”[38]可见,房玄龄以宰相身份监修国史,任修撰“五代史”的“总监”,是用他的政治声望和人格魅力来履行他的责任。魏徵则不然,他是以对历史的深刻认识和对国事的高度关注来尽其职责的。这突出地反映在他为《隋书》纪传撰写的史论,以及为《梁书》《陈书》《北齐书》撰写的总论之中。他的《隋书》史论在总结隋朝的历史教训方面颇具新意而且精辟,认为:“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始皇并吞六国,高祖统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炀帝肆行猜毒,皆祸起于群盗,而身殒于匹夫。”[39]这是鲜明地运用比较的方法来看待秦、隋两个王朝的兴亡成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魏徵还认为:“述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40]这种把乱亡的根源及其发展作深入分析的见解,也是发人深思之论。此外,魏徵对于人才、吏治、时势与英雄等问题,也在史论中多有精辟论断。[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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