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与泰勒小姐交谈时，凯瑟琳排队为泰勒小姐买票，她很快回来了，她说，一个军警愿意为她买票，而且他真的给买来了。
当我们坐着等被允许进入火车站台时，500多名受伤的士兵以100人为一组排队上车，一些人瘦得可怕，处于痛苦之中。受重伤的人从另一个门用担架抬上车。红十字会的人对伤兵们很好。我们后来注意到有一群日本妇女在照顾伤兵，给他们茶和面包。我们数了一下，共有8节车厢，一节给重伤员，一节给受伤的军官，6节给受伤的士兵。我不能不把这些人的遭遇与一年前在同一个站台上我服务的那群人作对比。这些人从哪儿来，我没法知道。
当我们等车时，我仔细观察了真正的傀儡，即穿着讲究的中国人。人们本能地猜到他们是新政权里的官员。我仔细地研究他们的脸，他们看起来无一例外像吸鸦片或海洛因的瘾君子，有几个看起来像一度很有权势但已衰落的中国家庭中娇生惯养的少爷。我想，我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因为，我极为鄙视这些人。可怜而愚蠢的日本，它自以为它能以这样的低能儿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它对付他们还不够聪明。
我们看到泰勒小姐安全地坐在二等车厢的一个舒适的座位上，随即我们回家。她将多么高兴她曾来过。她的拜访使我们多么快乐！回家的路并非没有麻烦。我们尽快地避开中山路，因为，我们感到一辆大的军用卡车可能在任何时刻撞向我们。我到家很及时，正赶上参加实验班的星期一聚会，听到大王就《互相帮助》的问题给女孩们作精彩的演讲。互相帮助的基础是真心服务。他像一个父亲似的对她们讲话，我相信他影响了她们中的许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