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其中将自身置于真理之前同时也就将它的主体性道德纳入它繁殖的无限时间内的处境——父性的无限与情爱的时刻在其中相遇的处境——具体化为家庭的美妙。它不单导致一种对生命力的理性统治，也不单标志着朝向国家匿名普遍性的一个阶段。它外在地从国家中获得身份，尽管国家给它保留某种范围。作为人的时间的源泉，这一处境让主体性置身于判断之下却又不损害言谈。这是一种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不可抗拒的结构，国家既不能开除它，像柏拉图所认为的那样，也不能像在黑格尔那里一样，让它存在，以便使它自行消失。繁殖性的生物学结构与生物学现实不相关。在繁殖的生物学事实中，通常意义的繁殖被描写为人与人，我与自身的关系，它与国家的制度结构不同，它属于一种既不像工具那样从属于国家，也不代表国家的演绎形式的事实。
与寓于繁殖的无限时间内的生活主体形成对照的，是国家以它的男性力量产生的孤立的和英雄式的存在。它以纯粹的勇气走近死亡，而无视所死为何。它承担起有限的时间，承担起死亡—终结或一种以中断的方式而在存在内连续着的死亡—过渡。英雄式的生存和孤立的灵魂通过为自己寻找永生来拯救自己，这就好像是他的主体性能够在一种连续的时间中以返回自身的方式而避免了自身冲突，就好像是身份本身在连续的时间内不承认自身为某种被纠缠（obsession），就好像是在发生着巨变的身份内，“敌人，这一习得不死的忧郁的乏味之果实”永远无法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