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把美和艺术跟性的欲望相联系的说法，在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中似乎也能找到某些根据。郭沫若于1921年就发表了《〈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其作者的性格》[3]一文，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指出“《西厢记》所描写的却是第一重人格的有意识的反抗”，作者王实甫“见了作对的昆虫和鸟雀也可以激起一种性的冲动，你看他说：‘春心荡，怪黄莺儿作对，怨粉蝶成双。’这明明是种‘见淫’”。他还认为王实甫“几乎有拜脚狂倾向。你看他说：‘休提眼角留情处，只这脚跟儿将心事传。’此外在《西厢记》中叙到脚上来、鞋上来的地方还有好几处。对于女性的脚好像有很大的趣味”。郭沫若据此“揣想王实甫这人必定是受尽种种钳束与诱惑，逼成了个变态性欲者，把自己纯粹的感情早早破坏了，性的生活不能完完全全地向正当方面发展，困顿在肉欲的苦闷之下而渴慕着纯正的爱情。照近代精神分析派的学理讲来，这部《西厢记》也可以说是‘离比多’的生产”。郭沫若还指出：“精神分析派学者以性欲生活之缺陷为一切文艺之源，或许有过当之处；然如我国文学中的不可多得的作品如楚辞，如《胡笳十八拍》，如《织锦回文诗》，如王实甫的这部《西厢记》，我看都可以用此说说明。”“假使屈子不系独身，则美人芳草的幽思不会焕发；蔡、苏不成为歇斯底里，则《胡笳》《回文》之奇制不会产生。假使王实甫不如我所想象的那种性格，则这部《西厢记》也难以产生出。”郭沫若的总的意思是：“欲死不得死，欲生不得生”的苦闷“是一切艺术之母”，而中国古代的不少优秀作品也是以性的苦闷作为其内驱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