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曰：“多子孙甲。”其字款行列，既迥乎与他片甲骨不类：其语尤不似殷人所出，在《后编》全帙中，此片独触目觉异。今虽不敢断言其赝，然亦未敢决信其真。总之，当在阙疑之列。即为真者，在传世龟契万余墨片中，仅此一见。亦足以证商人之薄“子孙”观念矣；况尚在疑伪之间乎。
更进而考商之彝器。殷器之流传至今日者，除乾隆时敕撰《三鉴》所定时间，多不可恃外，合近世各家著录，不下八百余器。罗氏《殷文存》所集，得七百五十八器，大略备十之八九矣。罗氏审别标准，自序有云：“考殷人以日为名，通乎上下，此编集录，即以此为的。其中象形文字，或上及夏器？日名之制，亦沿用于周初？”其的大抵近是。其云“日名之制，沿用于周初。”尤为通论。盖一种制度，行之既久，断不能截然而止也。即此《殷文存》七百五十八器中，惟二器见“子孙”字，谛审之，皆周器也。其一器云：“叔向父，其子孙永宝用。”（《殷文存》卷上页十四）其第五字罗氏误释为“母辛”二字，故亦侧于商器。其实为一字，非二字；且从“女”，不从“母”也，“”即“姒”，亦即“辛姒”，亦即“莘姒”也。《诗·大明》：“缵女惟莘”，《毛傅》曰：“莘，大姒国也。”《正义》云：“妇人所系，国姓而已。姒是其姓，则莘是其国。”王符《潜夫论·志姓氏篇》云：“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辛氏。”是此敦之“姒”，正与太姒同国同姓。最早即以是为太姒之兄弟行，及其既死，而其子为作祭器，亦当在成康之时矣。且殷器记名，亦有定例：曰“且□”，曰“父□”，曰“兄□”；或云“且日□”，“父日□”，“兄日□”，传世七八百器中，无一紊者，从未有作“叔□父”者。《士冠礼》云：“曰伯某父；仲，叔，季，惟其所当。”自是周制；故“伯□父”“叔□父”，在周器则时见之矣。此器之为周器，明白太甚，不徒文字气韵之逼似而已也。又一器云：“豚父庚宗彝，其子子孙孙永宝。”此亦周器明甚。殷器铭文定例。称所铸器曰“彝”（十分之七八），曰“宝彝”（十分之二三），曰“宝彝”，曰“宝鼎”，曰“宝鼎”（均百分之一二），亦传世数百器中，无一自紊其例者，（此皆治金文者必具之通识，而前人鲜留意及此者）从未有“作宗器”之铭。（殷人遗器，多饮器而少祭器；可以见殷俗沈湎于酒，故周初训谟，谆谆以止酒为诰。祭祀之繁，繁于周代宗祧法已行以后；故周代祭器极多，殷之祭祀，自不及周也。）故此器，又后于叔向敦矣。除此二器，皆为周器，一时误入以外，其他数百真殷器中，绝不见一“孙”字矣。而如等状，则明为龟形。《说文》云：“古者，货贝而宝龟，周而有泉。”是商时即以龟贝为泉，故得龟即喜而铭器，以志庆也。宋人释为“孙”“子孙”，则于形，声，义三者，无一而可，匪夷所思，误逾鼠璞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