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当时，文学评论家认为志怪小说是不入流的，难登大雅之堂，尤其是在一些经典的典论文献中也没有关于小说的只言片语的评述。文学评论家刘勰对魏晋子书写作的小说化的倾向也是持批评态度的，在他看来这是子书流于歧途的表现，这些小说都是荒诞不经的，是文士的败笔，属于小道消息的小说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距过远，难以被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正统文人所雅正，自然也难进入正统思想。
但是，志怪小说却十分有群众基础，因为这种有趣生动的内容记录，可以说趣味性比较强，这种具有玄幻色彩的内容，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同时，也从侧面给予人民一种灵活性比较强的题材——可以用荒诞不经的内容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以此宣泄对无情的统治、丑恶的社会现象、动荡不安生活的不满等。比如，《干将莫邪》（《搜神记》）斥责了封建统治者的自私的罪恶本质，歌颂了劳苦大众的反抗精神，通过神话的形式，表达了对统治者复仇的愿望，给人以希望。
志怪小说对后代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唐代传奇，首先是在志怪的基础上，加以繁衍扩展，形成着意虚构而又怪诞离奇的长篇，而后再转向人间生活。而且，在整个文学史上，志怪小说始终没有消失。其中最有价值的一文，乃是有意识地利用志怪形式，在奇幻的故事中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生情感的作品，蒲松龄《聊斋志异》可以作为代表。至于六朝志怪中的故事，为后代小说、戏剧所吸收，加以创变，推陈出新，更是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