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史学理论家章学诚对中国史学在理论上的特点有深刻的揭示。他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39]他这里说的是《六经》，但却符合自司马迁开创的史学传统。从司马迁到章学诚，前后相隔近二千年，而他们的思想是相通的。正是由于中国古代史家“未尝离事而言理”的这一特点，从表面上看，丰富的历史叙述似乎掩盖了固有的理论色彩；然而，当人们了解到，以至于认识到中国古代史家“未尝离事而言理”这一特点和传统时，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光华就会显现在人们的面前。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因其“未尝离事而言理”的缘故，一般说来，不以思辨色彩为其特色。但由此却从另外一些方面显示出其固有的优点：第一，是言简意赅。司马迁《史记·平准书》序，仅四百余字，可是它包含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社会思想、历史思想的丰富内涵。一部数百万言的巨著《通典》，其引言不足三百字，但它却反映了杜佑的治学宗旨以及杜佑撰写《通典》的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一致性。第二，是平实易懂。论不离事，故这种理论不是抽象的，而是同有关的史事相联系的，因而易于为更多的人所理解、所接受，更具广泛性。第三，是实践性强。因理论不脱离事实，这使人们比较容易把理论同实际结合起来，从中获得新的启迪和智慧，这也是中国史学具有经世致用传统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