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修身原则、恕道精神都是其内在修为的理论总结,也是在对先儒学习、体验、取法的基础上加以抽象概括形成的,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在当时乃至以后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疾恨贪暴,多次犯颜直谏,尽忠竭力,为整顿吏治、缓解阶级矛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作为武官,功绩更是显赫。最初在湖南创办团练,在整饬湖南吏治民风方面颇有立竿见影之效。人送他绰号“曾剃头”,一方面反映他杀人之多,另一方面,反映了他惩处贪暴肃正风气之功。他以儒学训练湘军,使之成为富有战斗力和号召力的军队,并最终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晚年,他出任外交大臣,对外交涉的首要原则就是坚守儒家的“忠信诚敬”,推诚相与,采取谦让的原则。他说,“为封疆将帅者,虽内怀勾践栖会稽、田单守即墨之志,而外却十分和让”,要求“谦怀抑抑以待洋人”。在妥协退让的同时,也表现了据理力争、“坚持不允”的尊严。曾国藩的外交原则不是消极的,而是弱国涉外事务的积极有效的原则,背后隐藏着儒家忍辱负重、徐图自强的苦志。另外,曾国藩有别于一般士大夫的方面还在于:他不仅能恪守古训还有创新精神,对新生事物能纳为己用,也正因此才能在洋务运动中获得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