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相对于市场性的不平等（market inequality），结构性的不平等（structural inequality）对增长的阻碍作用更明显。[5]研究发现，结构性的不平等是由一些非市场性的历史性的因素所造成的，比如，对殖民地的征服、奴隶制度、土地掠夺，它创造了阻碍市场竞争性发展的力量；市场性的平等是由市场因素所导致的，在自由市场上的竞争成功与否常常是决定结果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体现为个体、企业、城市以及区域之间的结果不平等。因此，市场性的不平等对增长的效应是模糊的，而结构性不平等会阻碍经济增长。
第三，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累积可能会扭曲资本积累，损害生产能力投资的前景和机会，从而导致生产性资本与非生产性资本之间的恶性关系。能投入生产过程的资本与不能生产的资本，影响着不平等与增长的关系。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最终传递到实体经济，已经被解释为需要新型银行和金融系统的监管，来重建经济中实体经济与金融部门的健康关系。在阿门多拉等人（Amendola et al.，2017）的论文中[6]，作者提出了一个不一样的观点，认为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实体经济危机根源于西方国家近30年来收入不平等的强劲增长。不平等程度的上升造成了总量需求不足的危机，强烈削弱了生产能力投资（investment in productive capacities）的前景和机会，迫使资源转移到其他的用途，因此发展出一个产能性资产与非产能性资产之间的恶性关系。在这一背景下，要推动经济从危机中复苏，就是要重建社会正义的分配条件，这不能通过一个减轻私人或政府公共债务权重的政策来实现，而是要通过对非生产性部门的收入税来实现再分配，一个细调微调应该能阻止超额税收从积极效应转入负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