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史所记，不足徵信，至于他做过这种事，或者，没做过这种事，无关紧要。但他一定浪漫，而且相当浪漫，是可以肯定的。明代中后期，才子型的文人，强调个性自由，轻易不肯随人俯仰。纵情诗酒，放浪形骸，恃才狂傲，率性而为，成为当时非主流文坛的时尚。风气所至，唐寅会为他心爱的华学士府上那位漂亮的小妮子，“诡身为仆”，这浪漫，够意思。
明代文人的这种变数，也带来明代文学的变数。于是，中国文学的第一奇书，《金瓶梅》就选择在这个时代出现了。试想一下，唐伯虎为达目的，可以隐名埋姓，“诡身为仆”，那么别的其他什么才子，化名写一部淫秽笔墨的话本，又有何不可呢？至今查不出兰陵笑笑生，为何许人？但能够写出这部奇书，绝非菜鸟，一定是位高水平的才子。
《金瓶梅》问世，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应该说，出这部书，一是要具备出这部书的气候，二是要具备写这部书的才子。有的朝代，才子也许不难找，但气候却未必总如人愿；有的朝代，天气倒是蛮不错的，风和日丽，但才子们或忙于巴结做官，或忙于大谈恋爱，或忙于炒股发财，无心伏案写作。总算到了嘉靖、万历，条件成熟，《金瓶梅》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