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典初次结集时，即已成立律藏，佛陀入灭后一百年，印度东部的跋耆族比丘首先提出十条新戒律，受到东部僧团的普遍遵行，造成西方长老比丘的非议，乃举行结集，斥为“十事非法”[30]，导致教团的初次分裂；其后教团陆续分出部派，所传戒律不尽相同[31]。
佛教初传东土一百八十年间，虽有经典传译，却独缺律典。直至曹魏嘉平二年（250年），印度昙摩迦罗始译《僧祇戒心》戒本一卷，并敦请十位梵僧建立羯磨法传戒，开中国十师传戒的先河[32]。
姚秦弘始六年（404年），弗若多罗译出我国第一部广律[33]《十诵律》后，律典相继传入；其中较重要的是“四律五论”[34]。广律译出后，中土普遍以弘扬《十诵律》为主，关中则盛行《摩诃僧祇律》；《四分律》译出后，流传更广，渐次取代各部，成为主流。
南北朝至唐代，陆续有弘扬律宗者。唐初有终南山道宣律师，广事著述，以大乘教义解释《四分律》，为《四分律》的集大成者。他著作“南山五大部”[35]，为后世研究律宗的重要典籍。其中，《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为千年来我国律学行事的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