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体系制造者对于他们所建立的体系的关系宛如一个人营造了巨大的宫殿，自己却侧身在旁边的一间小仓库里，他们并不居住在自己营造的系统结构里面。[18]
由此可见，采取超越事物具体形态的形上学以解决“可道”世界或经验世界中的有限性问题，以确立普遍性的世界统一存在，只是用抽象化的形态构建了另外一种特定的存在形态，不仅没有解决“可道”世界或经验世界中的有限性问题，反而因其抽象化，本体存在易于被消解于观念的形态，从而失去实在性[19]。
在这里，我们似乎可以对西方传统哲学中的“是论”或“存在论”展开进一步的讨论。“Being”由语言学中没有任何具体含义却连接主词与谓词的关系的系词之义，成为了西方传统哲学中没有任何具体的规定性，但又可能蕴含着任何规定性的最具普遍性意义的概念，这标志着西方传统哲学中“是论”或“存在论”根本上具有了一种抽象存在形态的形而上学特征。由于其抽象性存在形态被赋予超越事物具体形态唯一真实的性质，并被看成是不变的永恒领域，所以，认识这种永恒存在真实的基础或本质便成为西方传统哲学中的重要方面。但是，由于这种“是论”或“存在论”实质上是一种在抽象化形态上构建的形上理论，这决定了其对于存在的真实基础或本质的认识必然是非历史主义的“心的哲学”[20]，也就凸显出其巨大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