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都忘我地工作，谁都不肯为家庭多做一些牺牲，加上当时中央领导没有工资，只有基本生活费，而蔡和森通常没有兼职工作，因此无固定收入，向警予又不善理家，蔡和森家里便经常断炊。也正是为了解决蔡和森家庭贫困的问题，李大钊为蔡和森推荐出版《俄国社会革命史》时，曾在给胡适的信中提到：“和森很穷，专待此（《俄国社会革命史》一书的稿酬） 以为糊口。”
面对实实在在的生活，“向蔡同盟”时的种种浪漫消失得无影无踪，向警予对蔡和森的感情也随之冷却。彭述之的出现，重新点燃了向警予的热情。与彭述之同住一个屋檐下，两人抬头不见低头见，感情迅速升温。
1925 年6 月，蔡和森因领导五卅运动，过于劳累致使哮喘病和胃病复发，不得不离开上海，前往北京疗养。
蔡和森的离开，给向警予和彭述之制造了机会，两人更加频繁地往来，彭述之对向警予的关爱触动了向警予内心中柔弱的情感，两人迅速坠入爱河。此时郑超麟在一旁看得清楚，心中暗暗着急。蔡和森在北京疗养三个月后，准备返回上海，在他抵达上海之前，郑超麟特意找到彭述之谈话：“你们想怎么办，要不要告诉和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