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的文章发表后，得到了钱玄同、胡适、傅斯年、周予同、罗根泽等人的支持，这批史学家被称作“古史辨”派或疑古派。钱玄同称顾颉刚的意见为“精当绝伦”，希望继续运用疑古辨伪的方法，对古史“常常考查，多多发明，廓清云雾，斩尽葛藤，使后来学子不致再被一切伪史所蒙”[2]。胡适认为顾颉刚的古史观点“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他针对当时有人认为否认古史会影响人心的看法，指出：“不信盘古，不信三皇五帝，并不会因此使人心变坏。”[3]他们共同发扬疑古精神，以“辨伪”、“考信”为职志，对古书、古事进行考辨，指出历代相传的“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值得怀疑，这对促进人们的思想解放，批判封建复古主义、使史学摆脱经学的束缚而形成独立的学科，有重要意义。
“古史辨”派的疑古主张，遭到了守旧的信古派学者的激烈反对。刘掞藜首先在《读书杂志》第11期发表《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继而又发表了《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等文章。胡堇人、柳诒徵也发表了《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等质难文章，指责顾颉刚、钱玄同等人“牵强附会”、“妄下断语”，讥刺他们“失于肤浅”、“疏于读书”。顾颉刚等进行了答辩，并进一步论述了自己对古史研究的观点。于是，在史学界展开了一场古史论战。1926年，顾颉刚把这次辨论古史的论文和信函汇集成《古史辨》第1册，后来，至1941年连同第1册共编成七册。第1册经书辨伪；第2册上编讨论古史，中编讨论孔子和儒家，下编是别人对《古史辨》第1册的评论；第3册主要研究《易》与《诗经》，打破《周易》中伏羲、神农的古圣地位，认为它是卜巫书，又将《诗经》还原其乐歌面貌；第4册主要讨论诸子；第5册讨论汉代今古经文问题；第6册讨论先秦诸子与老子；第7册是对十余年来《古史辨》活动的总结。《古史辨》在以经证史，探究古经籍的历史价值，整理、考证史料方面作出了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