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关教育下一代的重大问题，我们都表现得非常识大局，顾大体，求大同，存小异。思想统一到了一个正确的原则上。
第二天我向单位请假，说胃疼，其实是在妻子的陪同下去看耳朵。
看了就令人肃然起敬的耳科专家，对我的耳朵检查得很认真，之后单独跟我的妻子谈了许久。其实他有什么话，完全可以当着我的面儿跟我妻子说。在医院里，一个聋子是愿意被一位耳科专家视为聋子的。
在别的地方，比如在我的单位，才是另一回事儿。
结束谈话，妻子的脸色很难看。
走出门诊室，我一眼看见，在候诊的一排长椅上，间隔地坐着好几位我们所的人！有某处长，有几位群众，有传达室的老张头儿！还有……我的秘书！他们人人手里都明面儿捧着录放机，耳朵上都戴着耳机。他们有的和我心照不宣地点头微笑。有的目光旁视，佯装没有看见我。唯独我的秘书表现得最自然，笑得也自然，仿佛我来医院看耳朵，她来医院看耳朵是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事儿。一副见怪不怪、其怪必败的庄重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