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总商会与工商学联合会举行联席会议，磋商开市日期。中共为了争取中小商人，乃提议改为6月26日（农历5月6日）开市，获得通过。25日，总商会、工商学联合会和纳税华人会联合发表《开市宣言》，说明于26日先行开市，“但同时仍本初志，为伸张公理，而努力于抵制英日货物与停业工人之援助”。与工人长达3个多月的罢工相比，商人罢市25天显得有些短暂。但对商人而言，为了反帝而坚持这么长时间罢市亦属前所未有。据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的调查统计，五卅运动中上海商界因罢市而蒙受的直接经济损失合计银367.8万余两，大洋775.4万余元。罢市对金融商业所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则无法估计。具体数字未必精确，但商界损失重大则是无疑的。
1925年6月份，是五卅运动声势最壮、斗志最旺的时期。在运动初期，学生激于民族义愤，表现非常勇敢和坚决。学生的斗争带动了商人资产阶级的斗争。邓中夏说：“在资产阶级眼中，学生是被他们所比较重视的，此次南京路的屠杀，假使是工人而不是学生，资产阶级一定是漠不关心，一屁不放（譬如资产阶级对顾正红案的冷淡，便是眼前的证据）。惟其是因为屠杀学生，他们方慢条斯理的讨论他们对惨案的态度。所以此次学生运动有很大的作用。”进入7月以后，形势逐渐发生变化。商界开市以后，势必给其他各界的斗争带来消极影响。加之适值学校放暑假，部分学生在家长父母的催促下（担心子弟在外闯祸）或在老师的劝导下（担心闹坏学风）纷纷离校回家。等到暑假结束，返校学生恍若隔世，热度冰消，情绪全无。剩下少数学生会代表，又常常发生问题，如一些学生会干事喜欢坐汽车，吃西餐，爱与女学生交际等，遭人非议，大损学生会的威信。学生退回，商人软化，最后只剩下工人在那里孤军奋斗。